党内备案审查机关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职能作为非解释性的宪法适用,它应当是一种辅助性的审查,在充分尊重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的前提下,它可以作为提升审查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存在。

从宪法解释的角度看，这种促成恰是在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下，通过对表达自由条款的目的论解释达成的。在不甚严格的日常用语的意义上，这种知情权或可看作广义的信息自由的一部分。

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2011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37]参见任喜荣：《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第145页。从表面上看，其中必然包含着与他人的沟通交流、阅读书报、参观展览、访问网站等行为要素，因此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宪法上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也即学理上的表达自由。事实上，如果说公民自主收看电视节目属于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则广电总局要求《非诚勿扰》栏目进行停播整改就有侵害公民文化权之虞。或许有人会指出，厌恶这类节目的观众只需换台或关电视即可，如此不仅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方观众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而且还避免了公权力对私人自治空间的干预。

人肉搜索遂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现象。但这里的普通人必然是这些相亲类节目所针对的普通中国观众，社区标准也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或乡村关于何为淫秽的一般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而且因为有与条件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存在，所以不管解除条件是否实现，对许可保护的公共利益都未造成损害。

 (22)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治愈——具体行政行为错误的更正和瑕疵的补正》，载《政府法制研究》2014年第2期，第47页。同样，少数不遵守信用承诺者，亦不必在许可证上注明解除条件成就许可失效，仅需将许可证撤销即可。比如，在《行政处罚法》的行政处罚类型中增加一类列入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公开名单。从表面来看，这是有道理的。

 ④参见林鸿潮、张涛、李昱音：《公共安全领域告知承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调适》，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第132页。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18) 综上，容缺办理行政许可具备主要条件但缺乏次要条件，不属于有重大明显违法瑕疵的行政行为，属于可撤销而非无效的行政行为。五是区分中央许可事项和地方许可事项，凡中央许可事项的容缺须中央授权。容缺办理情况下，申请人是以信用承诺书先替代所缺材料，行政主体许可后再补齐所缺材料。但若规定2个月后才生效，相对人完全不需要这样一张许可证，此时告知承诺制度本身将会失去仅剩的一点存在意义，这就是告知承诺制度难以避免的‘效力悖论。

 二、效力悖论的不成立 关于容缺办理行政许可效力问题，有学者已发现一个效力悖论：虽然设置了2个月‘后续监管期限，但未规定2个月后许可证才生效，而是规定了撤销的处理方式，应当是认可了相对人承诺之后行政主体所为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律效力，严格来说这一行为是‘告知之时生效而非‘附款规定之时生效。毛雷尔就指出：解除条件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废止保留。存在这种方式吗？笔者以为，告知承诺设定的解除条件及相关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就是这方面的最新探索。或者公共利益是单纯财产利益，但私人利益是依法应受保护的生命权，此时也不能简单坚持公共利益优先。

 (三)公共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易受损害 关于行政许可的类型，有学者以许可的功能与作用为标准，将其分为资源配置类许可、市场进入类许可、危害控制类许可三大类。《常州市行政执法程序暂行规定》第158条第1项。

(37)具体到对容缺办理许可的评价，我们可以做一个转化：B代表行政许可的行政成本，P是造成许可错误的概率，L是许可错误物质化所造成的损失数量。尤其是对其中构成自动化行政的积分算法要充分说明理由，对技术语言作通俗化解释，并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害关系人、法律专家、技术专家等的询问，以最大程度消除其负面效果。

(16)该解释第7条规定：作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又要在行政法治框架下，从法定性、关联性、合比例性对失信行政联合惩戒进行严格的法律控制，(39)实现效度兼顾。如叶必丰认为，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瑕疵可分为明显轻微的瑕疵、一般瑕疵、重大明显瑕疵。该学说的优势在于：没有简单地将容缺办理许可导入行政契约和准民事契约的框架，能够有机地将告知承诺与行政许可的生效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附条件行政行为按照所附条件的不同，分为附延缓条件的行政行为和附解除条件的行政行为。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申请人符合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之前，行政许可机关已作出核准的行政许可决定，该决定具有行政行为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废止或者撤销。

尽管容缺范围仍由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但是否采取容缺办理及作出承诺，相对人仍有程序选择权。 ②参见李燕：《完善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度推进信用承诺及服务型政府建设》，载《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3期，第47-48页。

但是，由于被许可人怀有主观恶意而从行政机关取得的行政许可，一旦被撤销，其所获利益则不受保护。(23) 不过，我国也有少数地方立法对可治愈瑕疵范围作了拓展，如《西安市行政程序规定》第29条规定，可补正瑕疵类型包括具有可撤销情形的行政处理作补正处理对相对人更为有利，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通常对其应作出撤销决定，但是西安的地方立法实践却将其与程序和形式瑕疵一样列入可治愈的瑕疵范畴。上文对这一问题已经论证，不再赘述。

 (1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31)[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常州市行政执法程序暂行规定》第158条第4项。(31)实际上，承诺不履行，许可失效，就相当于废止保留。

 (27)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2页。(32)一般而言，单纯违法实施许可会受到行政处分，还不至于追究刑责，但如造成重大人身财产损失，容缺办理的工作人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一)瑕疵治愈范围由程序瑕疵延伸至实体瑕疵 相对于普通程序办理的行政许可，容缺办理行政许可的效力有很大弹性空间，主要表现为瑕疵治愈范围的扩张：只要相对人能在承诺期满前将欠缺的次要条件补齐，许可瑕疵就治愈了。(14)我国行政法学界受德国影响颇深，通说历来也区分可撤销和无效这两种情形。

撤销是行政主体消灭行政许可效力的方式，针对有效的行政行为，但解除条件成就，行政行为自动失效，为何还要再撤销呢？依笔者之见，这主要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相比之下，程序法不直接规范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除非时效性要求较高，一般也不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故而程序法上的补正往往不会对相对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与罚款、没收、行政拘留等一次性单一处罚不同，公开的失信联合惩戒可能同时引发声誉损失、资格限制、人身限制等多重后果，并有跨地域性、长期性、政府和社会各界协同惩戒的特点，严厉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传统行政处罚。效益理念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中有突出体现。二要区分是否可以通过信息共享获得参考信息。保持效力弹性空间，有利于改善地方营商环境，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实现行政程序中双方法律地位及多元价值的平衡。

只有通过第一轮测试，才能在第二轮采取利益衡量评价。这会对许可效力造成什么影响？是最终被撤销，还是可治愈？下文将进一步展开研究。

但在容缺办理过程中，相对人已知晓欠缺次要法定条件，对违法性有充分预期，如不能履行承诺，补齐许可条件，则放弃之前暂时所获之许可权益。如生效，即表明行政主体明知法定条件缺失这种违法情形，依然可以授予相对人许可，而非自始无效，貌似亦与依法行政相悖。

未侵犯公共利益，但未授予许可。(22)一旦超越程序和形式瑕疵，上升到实体瑕疵，就有可能构成一般瑕疵或重大明显瑕疵，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